古人是怎样启蒙孩子,古人是怎样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?
《周易》云:“蒙以养正,圣功也。”对蒙昧无知的小孩子进行教育,首先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“正”,若能如此便是立了一件大功。蒙昧无知的小孩子,还不能分辨善恶,在发蒙的过程中,不仅要让小孩子学习知识,也要藉此让小孩子能够区分善恶并能从善拒恶。幼年养成的道德情感,将成为一种习惯,对成年之后的人生历程起到关键的作用。
因此,古人十分重视对小孩子的教育,对于教育的内容要精心选择。孔子可谓这方面的典范。《论语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有一天,孔子的儿子孔鲤从庭院中快步走过,被父亲叫住,父亲问他学了《诗》吗,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”。孔鲤于是去学《诗》。又过了几天,孔鲤又被父亲叫住,父亲问他学了《礼》吗,“不学《礼》,无以立。”孔鲤于是又去学《礼》。我们常说的“诗礼传家”便是源于此。
孔子有一回还说过学《诗》具有很多好处,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?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。”所谓“兴观群怨”,后来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自己的解释:“感发志意”谓之兴,读《诗》能激发我们对美好的意绪与志趣;“考见得失”谓之观,读《诗》能使我们得知民意并藉此知道政事之得失;“和而不流”谓之群,读《诗》能使我们如君子一样仁和友善,但又不像小人一样同流合污;“怨而不怒”谓之怨,读《诗》教会我们在批评社会的不公正时恰到好处,避免情绪激烈。
以诗礼教育小孩子是古人的一项悠久的传统,到明代大儒王阳明这里,他发现当时人“往往以歌诗、习礼为不切时务”,而改教小孩子只背诵美文佳句。王阳明批判这种教法失去了“古人立教之意”。他认为“古之教者,教以人伦”,教育小孩子具有正确的道德观,比教育小孩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而背诵美文佳句更有意义。为此,王阳明开出了一个“栽培涵养之方”——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,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,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”。
王阳明从小孩子的天性出发,小孩子活泼好动,硬要让他枯坐房中念书是起不到教育效果的,对于小孩子的天性,“舒畅之则利达,摧挠之则衰痿”。因此王阳明说,之所以要用诗歌来诱发小孩子,不独是诱发他的志意,也有让小孩子旺盛的精力与善变的情绪,宣泄于歌咏与音节之中的功能;而教小孩子练习礼仪,也不仅是要端正仪态,也有“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,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”的功能。
要之,古人认为教育小孩子要“正”,不仅身体上要“正”,心灵上也要“正”,并且身正与心正是紧密相连、相互影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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